薄熙来明白，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不可能建立在码头文化的基因上。薄熙来的成长环境和他所经历的国家命运，深刻影响着他的价值观、执政观：民族精神决定民族命运，城市精神决定城市兴衰；国家灵魂改写国家命运，城市灵魂改变城市地位。薄熙来治理重庆的这么多大举动，本质上就是努力破解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又一个重大难题：城市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如何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打黑除恶、肃贪反腐、“三项教育活动”，旨在为手握公权的党员干部塑造勤政廉政、执政为民的执政灵魂；“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则是用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去树立重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气神”，去塑造重庆市民的精神世界和共同的主流价值观。

    薄熙来的重庆新政，既有高远的国际视野，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抓住内陆开放大机遇向世界敞开大门，以大开放促大发展；利用体制和组织独有的资源整合力，以重塑灵魂的党员干部为核心，以重塑城市“精气神”为基础，广泛组织动员民众参与，搭建大平台，建设大环境，合力干大事；以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激活生产要素，让各类市场主体成为发展主角。

    薄熙来重庆新政的四大“非同寻常之举”，无不围绕“大开放”这条主线。大发展、大统筹旨在为大开放创造良好的硬环境，大治理旨在为大开放创造一流的软环境。而大开放，最终只为实现“后来居上”的重庆“野心”。在高屋建瓴、不甘平庸的薄熙来心中，大国兴衰、城市起落，既有历史规律性，更有人民的推动。重庆在内陆开放的历史机遇中崛起甚至“后来居上”，是“天降大任”。

    “后来居上”、民族复兴，又何尝不是咱中国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