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和他对话时，他回答的话也寥寥不多，神色中没有艺术家式的夸张，偏右的坐姿也相当固定，似乎刻意与世界保持30度的倾斜距离。不过，如果算得上“出位”的话，那是在2009年的夏天，他剃光了自己的头发，这个变型让他看起来更成熟一些，他的解释是“讨厌2009夏天的高温气候”，不过现在他已经恢复了原型，他发现自己的光头造型看起来不怎么美，也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牛人”，他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商业世界里拘谨的存在者。

    是的，真实的何念只是一个做戏剧产品的研发者、演出的管理人。

    从2003年至今，何念的15部戏剧场场叫座，尤其是最近2年更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我有过一个大胆的设想，希望未来做话剧不再是拖着整个剧组奔走全国到处演，而是像电影和电视剧一样全国卖拷贝，由各个地区的话剧团来演，像电影一样，全国各大城市同一天同时上演。可能这个想法在落实和推广方面会面临监管的难度，但是希望在这一两年内有机会能亲自尝试一下。”何念现在只想把他的话剧商品更大程度的降低成本，以批发形式向市场销售。

    挣得一个名头

    在上海，话剧中心每年的政府拨款是800万，但国家话剧院一年的国家拨款是3000万，而北京人艺每年的拨款数更是高达4000万。在悬殊的“收入”面前，上海话剧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市场，考虑挣钱养活自己。

    即使是孟京辉也这样说过，“戏剧受到的关注很不一样，能够受人尊重，而且在受人尊重的同时，还要能用来养活自己”。话剧如不能依赖观众口味，那么别说生存，可能“养活自己”也很困难。

    何念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俞鳗文，为了“挣得一个名头”，和她的朋友们2005年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独立戏剧工作室。但是，到现在工作室核心团队仍是5个人，第一场公开商演，十多万的投入，标准定价100元每场，在上海大剧院小剧场一连8场的演出后也只是实现略有盈余。

    话剧的价值在于幕后的策划，而对市场口味如果摸不准，将直接导致这一商品滞销。“实际上，相对那些投入百万级以上的电影来说，话剧这种小制作模式，策划就是第一生产力。”何念表示。

    与别人不同，何念认为金融危机给自己创造了绝好的机遇。大量遭遇困境的世人，越来越希望娱乐能缓解他们的“神经痛”，何念相信泛娱乐化的轻松、搞笑的小剧场话剧，一定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剧种。

    “当前，观众已经对剧场话剧的走向拥有某种控制权”。何念的看法是:“每个时代的戏剧作品都应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也都要拥有自己的观众。轻松搞笑的话剧能够受到追捧，其实和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有关，他们的压抑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窗口。至于好坏，交给时间去证明。”为此，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何念连续推出了《鹿鼎记》、《罗密欧与祝英台》、《杜拉拉》、《21克拉》等四台话剧，全部集搞笑场景、针砭世态、爱情闹剧等为主题。

    何念将每一部新的话剧产品都转移为全国巡演的模式。“只有走向全国巡演，才能快速收回成本。”何念表示。何念曾经告诉《经理人》，酝酿一部新剧需要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基本成本是200万～300万左右，但是如果算上演员工资、宣传、全国演出等相关开支，这个成本还需要翻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