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种供给是无限量的，它就毫无经济价值。

　　一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劳动力就是这样的供给。当产业劳动力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改变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因此劳动力也无权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则变为有限供给。如果某行业想雇佣更多工人，就必须开出比其他岗位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即支付更高的工资。发展经济学理论把前者和后者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期劳动力短缺现象，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拐点”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起薪低，似乎暗示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蓝领劳动力市场情况参差不齐：青年蓝领工人资源已经枯竭，但很多中年劳动力长期处于待业状态。

　　出口型产业过去一两年常抱怨“劳动力短缺”，其中暗含玄机。它们大多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基础上，生活成本低，劳动力具流动性，对住房的要求有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呈指数增长。

　　产品紧缺意味着定价有误。因此产品价格应当上涨，遏制需求、增加供给，达到新的供求平衡。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格过低。

　　不过，遭遇“劳动力短缺”或经历罢工的企业也无需过度担忧。薪酬的要求并非无底洞，只要工资水平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长，劳动力关系就能达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调，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雇佣中年劳动力就有商业价值。劳动生产力随之增加，并能抵消工资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资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买家。

　　让买家承担价格上涨貌似非常荒谬。中国出口商向来惧怕买家，因为买家总可以转与另一家工厂购货。但是，如果中国生产成本上涨，这种选择在理论上就不存在。当所有工厂要求支付同样的薪酬，买家就无法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因此，虽然中国工厂不拥有定价权，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却掌握着一定程度的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