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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8月，任志强离开郭庄，成为“万岁军”38军的一名士兵。他争强好胜的一面在军队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次挖坑道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和老乡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给大家点烟。一块炭在任志强的大手里烧得嘶啦啦地响，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大家全都愣神了，任志强催促道，赶快点，就这么拿着炭给被吓得够呛的战友点了一圈烟。他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
任志强决不肯以软弱的姿态活在世上。在部队时，他当过工兵班长，经常钻地道搞爆破，很容易受伤，他对他姐姐讲，如果他受伤了，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把他拧死算了。后来他哥哥出车祸，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任志强在飞机上下了决心，如果哥哥不行了，就掐断氧气不让他受罪做植物人。任志强的强悍可见一斑。
任志强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就是一个人憋在屋里，双眉紧锁，不说话，也不找人倾诉，一个人死扛。每次遇到难解的大事，任志强一着急就高烧不退住医院，一住一个星期。和任志强共事的二十年，齐跃见他住过三四次医院。
１９８５年，任志强曾入狱一年多。就在监狱里，他也处处争老大，干什么活他都要比别人强。监狱里不能抽烟，去了检察院办公室，任志强二话不说上来就抢人家烟抽，弄得连法院、检察院的人都觉得他特别拧巴。
而他的争强好胜，特别表现在抬杠上。一般人见面都会问好，最近怎么样？但是，你见任志强都不能用这种温柔的话问，一说他会觉得没意思，怎么这么没劲。有一次潘石屹见任志强问：最近和别人吵架了吗？任志强想了想说：还没吵。潘再说：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这日子跟没过似的，难受。潘石屹说，任志强和人吵架后反而挺高兴。任志强最激烈的一次吵架就是几年前和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吵完架以后，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任志强下来后说：这回终于把老汪给骂了。汪光焘出去后跟人说：这回把他们叫过来臭骂了一顿。两个人都挺高兴。
战友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当年他会打桥牌，并因此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建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或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反正不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其实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1993年，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公司总经理，在北京东边办公，华远办公室在北京西边，潘石屹和任志强首次合作，双方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潘石屹那方占95%，任志强这边只占5%。一天，潘石屹接到任志强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任志强指责他侵占小股东利益。原来，潘石屹用这家子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小车，再用子公司的名义把车租给母公司，并按市场价格付租金了。任志强说他侵占小股东权益，找来一大堆证件、发票等，最后一计算，潘石屹确实占了任志强两三毛钱的便宜，潘石屹急了：“任总，你打电话叫我来，折腾了一下午，我从东边跑过来，汽油费都不止两三毛钱呢。”
“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抬杠”，齐跃说，“北京人讲抬杠长知识。他今天跟你抬杠，比如说没抬过你或者说谁也没说服谁，他会马上回家找书，看一夜，看明白了，第二天接着跟你抬，一定要把你抬服了为止。抬着抬着，他被逼成了专家”。
“而且他今天跟你抬这个论点，他没说清楚，他下回抬的时候，你跟他说，上回你不是这么说的。他不会承认原来错，只说不过是没表达清楚。他把上回的论点给你拧回来，这回把你抬得服服帖帖的。”
遇到他抬杠输了，任志强也不会直接称赞对方，他认输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若他遇上下属说得对的情况，他就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挂历：“哎，这个挂历特好，送给你。”
任志强像一条喷火的暴龙，四处点燃战火。傲慢的姿态、刺耳的言辞、拧巴的沟通等等，让他饱受诟病。他曾在论坛上回答一位年轻人的提问：你劳动生产力不行，所以不能在北京买房子；你应该被淘汰到二线城市去，二线不行就三线城市，再不行，回农村，还有宅基地。他曾经呵斥热衷打拖拉机的下属：“你们真是纯农民，就会开拖拉机！”
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他身上打下了五十年代的深刻烙印。潘石屹认为：“文革前后培养出来的50年代、60年代这一批人，还是有革命精神的。像吃苦、理想主义、为别人着想，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革命情怀带出来好的一方面。我了解的任志强，就很聪明、勤奋和正直。”
对于任志强让公众印象比较深刻的诸如傲慢、生硬和拧巴等特征。潘石屹给出了时代的答案：“这同样是因为他成长在那个革命、斗争的年代。这个年代让人变得粗糙，语言粗糙，行为粗糙，只有这样才能在那个年代活下去。原来是细皮嫩肉，表达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温柔的，现在为了生存下去，就得把人锻炼得皮厚一点。多少精致的（人）死在了那个年代，疯在了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