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中文把company和corporation一律都翻译为“公司”，即营利机构。但英美法里面的公司可以是营利机构，也可以是非营利机构，分别有两套会计准则。按英美法，俱乐部这种方式和公司不一样，它的成员资格是有限制的，是为了共同的目的，大家出钱取得成员资格，在共同目的范围内从事一类活动的私人组织。我们现在总认为足球俱乐部是个赚钱的买卖，这个概念不对，俱乐部本身并不一定是个赚钱的机构。国外的足球俱乐部基本是非营利机构模式，并不是拿俱乐部直接去赚钱，只有他把俱乐部卖掉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赚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是投资者想直接从足球赚钱。我们现在新生代的老板赚钱的欲望太强，投资中超的人大多想把比赛当赚钱的工具。NBA的投资者也不是直接从体育运动中赚钱，比赛赚的钱是俱乐部和球员的，这样这项运动才能发展成顶级运动，然后投资者通过这项运动的广告效益来卖产品。全世界的足球和其他职业联赛都是如此，赚钱是靠比赛之外的广告效应。

    足球出的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问题，即对资本没有节制，资本可以干预规则。这在西方是不行的，英超绝不会卖給切尔西老板阿布两支球队吧。我们现在俱乐部完全没有规矩，老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法人和投资人的关系都没搞清。甚至还有老板拎着现金到球场给球队发奖金的，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要在国外税务官员当场可以抓你，你这跟洗钱有多大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本位文化也是问题。国外的足球官员，多是民间组织推举的，我们都是政府任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产生的国家，历史上的民间组织都被革命革掉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改革领导者有足够信心的话，应该把体育总局的一些机构适当向非赢利机构或公共事业单位组织转换，进行“民间化”改革。

    李曙光：证券市场相对足球市场改革比较成功，我觉得是因为两个因素，第一是证券市场有很多好企业，即便出点事，还有企业可以补上去，而足球市场缺乏替代品；第二就是信用管理。足球市场的信用管理之所以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政、事、产三者合一，或者它本身就是不良信用的制造者，那这个市场就垮了。而证券市场实行政企分离，监管和上市公司分离。在足球市场，政、事、产只要一个信用出问题，三个信用就都会出问题。

    陈玉宇：为什么我们搞不好足球改革，我认为两个原因，一是政府之手伸的太长。足协只是一个官方的指导机构，联赛是这些俱乐部自己的事情，足协为什么要在这里面去参股分钱？难道证监会还要参股上市公司吗？这种改革方向是感觉足球很肥，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潜在和现实的市场利益，最后把市场攫死也不放手。所以如果要制定规则的话，首先要规定足协在里面不能占股，不能有商业利益。第二个原因是内部人不够透明，内部人包括足协、教练、裁判、球员等，内部人有问题我们不能及时解决，使得投资者、赞助商、球迷这些外部人在信息上完全处于劣势。内部人都急功近利想先捞一把，不是想着先把饼做大。假如他们争的东西在变大，争斗会更文明一些；但如果内部人在争夺一块越来越小的蛋糕，就会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出现体育史上最丑陋的现状。

    《商务周刊》：您认为足球的市场化改革还如何继续搞下去，是不是要回到“举国体制”？

    丁宁宁：腐败该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场腐败必然影响到商场、足球场腐败，但不能以现在有贪污腐败黑哨就说俱乐部和联赛改革是错的，不能因此而否定从王俊生他们开始搞的俱乐部制和联赛改革的方向。不要把职业联赛和“举国体制”对立起来，“举国体制”这个概念不等于计划经济，“举国体制”就是用国内最好的运动员来代表国家比赛，在运动员的选拔中要举全国力量。“举国体制”也不是说所有钱都国家出，民间资金和俱乐部出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