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博兄弟认为，他们在北美的创业经历基本确立了现代自由商业社会的根基。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跟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团体的都很不相同。 

    他们虽然人数并不众多，但结出的果实却是泽被深远。比如，在教育上，全球知名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品牌都是他们刚到北美不久就创立的学校，为的是自己的后代也能传递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而在跟教育同样重要的组织管理模式上，如今广为人知的三权分立实际来自清教徒特有的组织方式。在他们的信仰团体中，牧师、长老、会众构成了组织的三个基本治理要素。牧师和长老都经由会众印证和选举产生。而与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不同，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 

    从这个角度，霍博兄弟所关注的已经很像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研究的范围了，这很可能是让一般商业图书的读者感到惊讶或是不适应的地方。然而，霍博兄弟呈现给读者的却不只是这些。 

    为什么要工作？ 

    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作为商业管理从业者的角度将历史和信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融汇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和信仰的爱好把这些写出来，而是他们在几十年广泛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那些有利于工作环境持续健康成长的营养来自于历史和信仰的传承。 

    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可能是这本书最好看的地方。比如，哥哥肯尼斯在前言中回忆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肯尼斯和威廉的父亲是个化学家。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父亲的一位同事认为在英国管理最好的制造业公司是宝洁的一家分支机构。他建议学习工程的肯尼斯去那里工作。当肯尼斯去了宝洁之后，他被那里的文化所吸引，跟他之前实习过的两家英国公司很不一样，公司结构复杂、细致却很有效率。 

    肯尼斯在80岁完成的《清教徒的恩赐》从那时就开始酝酿了。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之后，肯尼斯在工作上的经历算得上一场绵延几十年的世界职场之旅。他后来去了爱尔兰工作，见证了爱尔兰如何从欧洲穷国开始的经济起飞。 

    他又去了欧洲大陆工作，看到了欧洲是如何在二战后重建的。他去了美国工作，正值美国公司的黄金时期。他也去了日本工作，目睹了日本怎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漫长的工作中，肯尼斯将自己的体会一点点写出来，有时发在报纸上，有时在学术刊物上。后来，他打算把这些整理起来做集中的反思。但因为身体健康问题，他无法完成这样的系统工程。 

    幸运的是，弟弟威廉的加入使得这一切得以进行下来。而且威廉在欧洲和美国的投资银行以及当选欧洲议员的背景拓宽了肯尼斯的视野。 

    不仅如此，威廉还为肯尼斯介绍了一位对他们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朋友：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早在1983年10月3号的一封信中，德鲁克对肯尼斯还在初步撰写的书稿表示了很大的期待，嘱咐书出后一定让出版社给他寄去订书单。肯尼斯至今还保留着这封信。